3月3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同时在熊本县健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完成首批远程导弹的部署。这是日本首次实战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进攻性武器。
自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以来，日本在导弹部署、防卫预算、对外关系等方面动作频频，而这些动向正在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
导弹部署从“防卫”到“攻击”
3月3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式列装两款国产远程导弹。在熊本县健军驻屯地部署的是“25式地对舰导弹”，采用车载机动发射方式，射程达1000公里。从九州发射，可以覆盖中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中国上海、杭州、宁波、南京等长三角核心经济圈城市均在其射程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日本自卫队在九州和琉球群岛配备的是射程仅约200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主要用于封锁海峡水道和抗登陆作战。
从200公里到1000公里，这不是简单的射程升级，而是一次质的跨越。200公里是“防守”，但1000公里意味着射程可以覆盖邻国沿海区域，具备对陆地固定目标的攻击能力。
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的是“25式高速滑翔弹”。这是日本首款实战列装的高超声速导弹，早期型号射程约500至900公里，具备5马赫飞行速度和机动变轨能力，拦截难度大幅提升。
两款导弹的部署并非孤立动作。日本正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计划从2027财年开始部署，从日本本土发射，射程可覆盖东北亚大片区域。
与此同时，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鸟海”号已完成改装，具备发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3月13日，“战斧”开始交付自卫队，射程超1600公里，是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同日，日本还接收了挪威研制的“联合攻击导弹”，用于装备F-35A战斗机。
有分析指出，此举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防卫政策发生转变。日本前内阁法制局长官阪田雅裕指出，依据宪法第九条，日本应仅拥有实施“专守防卫”所需装备，而部署远程导弹使日本攻击海外目标成为可能，至此宪法第九条已“名存实亡”。
防卫预算增长与外交调整
导弹部署的背后，是持续增长的防卫预算。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实现连续14年增长，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包括国产导弹量产、高超音速武器研发以及引进美制“战斧”巡航导弹。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推进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组建“宇宙作战集团”、研发无人僚机等一系列组织架构调整，军事扩张正从海陆空向太空和网络领域延伸。
日本政府此番动作，正值国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之际。
日本经济长期受困于内需疲弱、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日元持续贬值推高了进口能源与粮食成本，民众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在此背景下，巨额资金被投入军备扩张而非民生领域，政府的财政优先次序受到越来越多日本民众的质疑。
在外交层面，高市早苗上台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定位。
2026年《外交蓝皮书》草案已将对华关系表述从此前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两国关系被描述为“战略互惠”，这一调整的背景是高市早苗此前公开声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
在军事同盟层面，日美协调也在加速。美国持续向日本提供进攻性武器装备，事实上鼓励日本突破“专守防卫”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此次的军事转向不仅是“自驱”，更是在美国“能力分担”的旗号下被外力所助推。
国内抗议与中方回应
导弹部署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弹，在东京的日本防卫省门前，大量抗议者冒雨高喊“必须停止部署远程导弹”、“给民众一个合理解释”、“反对进行战争准备”等口号。
日媒也发表社论，指出部署远程导弹使“专守防卫”沦为空谈，不仅难以发挥威慑效果，反而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也批评称，在日本宪法规定“专守防卫”的情况下，拥有并可能使用攻击敌方基地的导弹“属于违宪行为”。
地方政府官员同样表达了强烈不满。熊本县知事木村敬表示，防卫省在被问及部署计划时拒绝提供细节，这一回应“非常令人遗憾”；熊本市长大西一史也批评称，防卫省未提前说明导致对其“信任感大幅下降”。
对于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措，我国外交部4月1日作出正式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日方上述动向严重关切。日方打着‘防卫反击’的幌子部署进攻性武器，远远超出‘自卫’和‘专守防卫’范畴，严重违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文件的规定，严重违背日本宪法和国内既有规范。”
毛宁进一步指出，“这再次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随着首批“攻击型”导弹落地，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根基再次被侵蚀。从部署到预算，从言论到行动，日本的军事姿态正在发生质变，其最终走向不仅关乎日本自身，更关乎地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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